东汉隶书中的西汉风—《校官碑》
在今江苏省境内，吴《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可谓上古两绝刻。江浙一带古为吴越僻地，远离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因此孙吴二碑有如云南“二爨”，在地方上是颇引为罕世之珍宝的。
不过，在《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之前，另有一方珍贵的汉碑存世。碑今藏南京博物院，为镇院之宝。这就是遐迩闻名的《校官碑》。
舆地学者从《校官碑》中发现当时江苏地理之变迁;方志学者从《校官碑》中发现江苏深阳的民俗与风物;历史学家则从《校官碑》中发现汉时江浙一带的基层官吏职能设置。 （来源 邯郸书法家协会：www.hdsfxh.com）有潘乾为溧阳长，赵勋为县丞，董并、程阳为
左右尉，一应俱全……甚至此碑在宋时为溧水县令喻仲远获得，而且并非获于深水县而是获于高淳县，相信也一定会有不少学者对此感兴趣的。
《校官碑》具有浓重的隶书笔意，它的方正取形使我们想起了某种篆书的痕迹。当然也许还可以将之归为八分的直接影响。倘若不是碑文标明是建于东汉末的光和四年(181)，我们原以为它应该是西汉中后期的珍品—无论是古拙质朴的整体格调，还是浑凝厚实的方正结体，或是斑斓剥蚀的线条效果，都似乎提示出与东汉时期成熟隶书扦格不人的一面来。
明明是东汉末期的作品，却又没有丝毫东汉成熟书体的风采:生疏、对形式缺乏熟练的把握，线条粗细顿挫提按没有一定的规律。于是便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忘的疑问:为什么《校官碑》的作者竟是如此地自外于东汉书风，体现出如此陌生的惶惑来?
这当然不是作者的问题，也不是《校官碑》有意不与东汉书法进程保持步调一致。关键是地域的规定使当时的《校官碑》无法跳出历史为它所作的限制。《校官碑》置身于江苏溧阳，而江苏地处苏吴，与中原文化中心无论就发达的程度还是发达的需求上相比，都有相当明显的差距。因此，《校官碑》在书风上跟不上成熟的中原典型风范，它的书者在偏僻边远无法模拟发达的中原隶书笔法与结构，而不得不在仍处于篆隶交替阶段的八分传统中讨生活，想来应该是十分顺理成章之事。清人方朔《枕经金石跋》谓此碑“字体方正淳古，有西京篆初变隶风范”，也隐约感觉到《校官碑》更近于西汉篆隶交替时的风格特征，应该说是很有眼力的。惜乎未就这一现象作进一步的探求，功亏一篑，是为美中不足。
汉隶大都集中在中原与西北一带，江浙吴越古称偏僻，汉石绝少。江苏的《校官碑》，我以为足可与浙江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相提并论。这当然并非是说两方碑的书风接近，而是指它们都是江浙一代汉碑之硕果仅存者。此外，《汉三老讳字忌日碑》虽古朴不及《校官碑》，但却也少见灵巧的波挑与雁尾，这足以证明地域规定书风的原则基本符合事实。浙江当时是古越，也是距中原文化甚远的所在，因此它的书风即使不必切近于《校官碑》，但与中原盛行的成熟隶风仍然是大相径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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