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汉篆风范—《袁安碑》

 

    1930年夏，河南堰师县辛村东牛王庙小学校内，一个小童课余仰卧石板上戏耍乘凉。横置于小学校内的石板多矣，谁也没在意石板上会有什么讲究.树林阴翳，清风拂人，小童偶然发现石板上有刻凿之迹，于是聚人观看，遂由村民任继斌认定此乃古刻，并居然拓出墨本，才知这乃是《袁安碑》。再经学者检《后汉书》知袁安有传，官封司徒，乃是东汉名臣，于是此石身价百倍，成为偃师境内的一大奇闻。
    袁安以“严重有威”“在职十年，京师肃然，名重朝廷”为誉，又为天子公卿所恃赖，虽资志以段，但足称东汉外戚专擅时的一位耿介忠节之臣。时逢汉有今古文之争，学者也多致力于古文字的整理研究，诸如贾遴、马融、许慎、郑玄以及刘向、严延年、爱礼、杜林、扬雄、刘睦、卫宏等，均是当时研究古文字学的大家。西汉末至东汉的数百年间，民间早已盛行隶书，但学术界还很重视篆书古文的整理。 （来源 邯郸书法家协会：www.hdsfxh.com）以袁安为世家之学，又曾为当朝重臣，卒后不以通行的隶书刻碑记文而转用篆书以示郑重，作为一种偶然的处置，应该也是很合乎情理的。不过，著名金石学家马衡在《汉司徒袁安碑跋》中认为:“安卒于和帝永元四年，碑称孝和皇帝，则非葬时所立可知”，因此他倾向于认为，是因为其子袁敞之葬，一并刻袁安之碑的可能性最大。如此一来，所谓《袁安碑》自署刻于永元四年(历代记载著录也均系于是年)就是靠不住了，依马衡之说应该是以后补刻，但署年系于当时为最可信。联系到《袁安碑》与晚二十五年的《袁敞碑》书风如出一辙，又联系到《袁安碑》的碑文内容与《后汉书·袁安碑》载基本相同，我们有理由相信，马衡的论述是比较可信的。
    汉篆的存在相对于通行的隶书风气而言真可谓是凤毛麟角。我们除了在汉代隶书碑如《张迁碑》《衡方碑》之上能看到一些篆额之外，作为整方碑版以显示汉代篆书基本体格者，舍《袁安碑》《袁敞碑》并无他求。以之与同属小篆一系的秦篆相比，我以为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汉篆虽然亦依秦篆体式，在六书上并无违背，但由于通行隶书，对篆书也产生了极大的反影响，具体而言即是汉缪篆的出现。在汉印中缪篆表现得最明显，环曲排叠、周到回护，《袁安碑》的篆书基本上亦属此类，在结构上的强调空间均匀，时时以环曲的线条予以填补，是它给观众的第一印象。其二，由于缪篆在线条上的环曲，导致弧线曲线的增加而直线的减少，在运行的技巧动作中必然更注重回护之势，注重线条的弹性美，使原有的线条依附于结构的篆书观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改观，线条开始呈现出某种独立意识，开始着力于展示自身的弹性魅力。当然，它又必然反过来再影响结构，使汉篆结构更趋于一种宽博、舒展的格调。
    真得感谢僵师的一介村民任继斌，没有他的发现与拓出墨本行世，后人还很难对汉代篆书的风范有如此明确的认识.当然我们更感叹地处中原的深厚文化根基，一个乡里小民就具备如此优秀的文化敏感与素质，换个地方，或许早就石毁碑亡了。事实上，这样的例子还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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