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前的审美趣味—《袁敞碑》

 

    袁安之子袁敞，历任将作、大夫、侍中，征拜太仆，光禄勋，元初三年代刘恺为司空。父为司徒子列司空，堪称一时盛典。不过，因袁敞廉劲不阿权贵，被迫自杀，不得善终，故其卒年与父相近。所谓《袁敞碑》与《袁安碑》同时刻镌，应该是指都刻于袁敞的卒年元初四年四月以后。当时袁敞以子与尚书郎张俊交通、漏泄省中语，策免自杀。以后张俊得赦，朝廷于是有袁敞之罪，并以三公礼厚葬。若不然，以一罪臣自杀，是不可能即时为其树碑的。
    《袁敞碑》出土年代早于《袁安碑》七年。 （来源 邯郸书法家协会：www.hdsfxh.com）当时由洛阳得此石，不知碑主年代。后一年马衡得拓本，与《后汉书》对勘，方知为袁敞之碑。后人鉴于袁氏二碑在形制、文体、书法等方面均十分统一，遂有同出一人之手的说法。待马衡又考出《袁安碑》称呼汉和帝的口吻不符，更使世人确认袁氏二碑刻镌、年代的关键是在于《袁敞碑》，其时代亦应以此为准。
    《袁敞碑》残缺明显，上下分裂为两块，今存只十行计七十余字。不过，虽然残破较《袁安碑》为甚，但由于出土时间也还是属于晚近，每字的锋颖爽利清晰崭然，字口完整如新，即使是每字的界格也井然可按，相比于《袁安碑》线条较粗而沉实，结体也相对填密，少有空隙，因此更有饱满充沛之象。当然，与秦篆诸刻相较，以种种曲折弧环为胜的线条态势也依然存在，只是更见平实稳健之象。我以为，《袁敞碑》在书风上体现出更明显的自由，但也显出更沉实的功底，如再考虑到它在结构上的更趋于妥帖与对称，当然也益见出流动—是一种更接近于后来清人篆书的那种外射式流动而并非是《袁安碑》式的收聚内敛式的流动。因此，虽然二袁碑刻刊同时，学者皆指为出于一人之手，但由于排列、线条处理等等的不同，仍然体现出相异的特点。也许，由于《袁敞碑》是集中精力刊刻，而《袁安碑》则是补刻先贤事迹，因此其间会存在着精与粗、认真与随意等等的不同制作态度。
    更为有趣的是:《袁敞碑》出土是在1923年，清代中叶以降的篆隶书法名家应该是无缘得见。但它之与邓石如、吴让之乃至赵之谦等流美一系的书风竟有明显的暗合。特别是在把握线条的流动、质感、舒展程度方面，感觉几乎完全相同，其间反映出的是一种书风(或更扩大为文化)趋势的指向，即此而论，《袁敞碑》所具备的奇怪的近世趣味，是否可以作为它的超前的某种证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此碑的出土，马衡并据以校出《后汉书》的一处错误。《后汉书》本传为“历位将军大夫侍中”，然据拓本第七行存字之首一字为“匠”字，因此其官职应为“将作大匠”而非“将军”。马衡以为此是《后汉书》之误，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