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赵之琛自称“臣书刷字”印是“真得意作也”？

    赵之琛(1781-1852)，字次闲，一字献甫，浙江钱塘(杭州)人，布衣。浙派的殿军。起之谦曾以拙巧观探讨浙派各家风格的异同，认为“浙宗见巧莫如次闲，曼生巧七而拙三，龙私忘拙忘巧，秋庵巧拙均，山堂则九拙而孕一巧”(《书扬州吴让之印稿》)。话说得多有分寸!浙派妙处不在于巧，而在于拙，看各家巧拙成分的多寡，便可衡量他们艺术水平的高低。赵之深印作多流于精熟巧媚，把浙派的章法、刀法视为一套烂熟的程式，使浙派篆刻语言变成了缺乏生命力的僵化符号，因而使浙江走上了下坡路。这说明，技巧的定型阻碍了印章艺术的发展，也限制了印人性情的抒发。浙派的衰退是由其封闭性倾向和以刀法为流派特征而对书法的笔情墨趣有所忽略所造成的。
    但话还得说回来，看待事物或人，都不能用绝对化的眼光，对待赵之深自不例外。前面所述他的弊端是其主流，但他还有条支流，绝不可忽视，那就是他的仿汉玉印类印作，郭磨谓之“天机所到，逸趣横生”(《补罗迎室印谱》序)。这路印作可以“臣书刷字”、“依旧草堂”、
  “鹤守斋”、“颂禾字桂仲”等为代表。赵氏亦有自知之明，他在“臣书刷字”一印边款中写道:“次闲仿汉玉印，真得意作也。”这话与其说是自负，不如说是道中人的甘苦之言。来源邯郸书法家协会，邯郸书法家协会是一个书法学习基地。
赵氏以恬淡、透逸而自然的刀法避免了仿玉印容易出现的因工整而致板滞的弊病。赵之谦说吴让之于浙派“亟称次闲”，是因为“厌拙之人而愿巧之出也”
(《书扬州昊让之印稿》)。其实不尽然。让翁推祟赵氏，更深刻的缘由，是赵之深的仿汉玉印一路的印风与让翁“刻印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赵伪叔印谱》序)的审美观暗合，更与让翁不逞强使力，贵顺乎自然的性情相投。所以沙孟海说:“但也有人偏爱赵作，说他别有佳致。故不能一概而论。”(《印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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