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柳州罗池庙碑》的山野之气

 

    柳宗元以王叔文集团案被贬边僻，长期周转于小郡鄙州，一曲《琵琶行》在前，这“青衫湿”的寂寞失意怎不令人泫然?据说，他最后是死在柳州刺史任一上的。相传他死后升天为神，托梦给在柳州的部属将吏，要在柳州建庙，柳州有罗池，是个好所在。部将遵嘱即动工兴建，在庙建成的第二年，柳宗元的部将特地赴京师，恳请大名人又是柳宗元的好友韩愈为之撰文.对于这位屈沉下僚的文友，韩愈当然是义不容辞，不但撰文，还请当时的名书法家沈传师为作楷书，写成了《柳州罗池庙碑》，满足了柳州部将“请书其事于石”的宿愿。于是，就有了沈传师的《柳州罗池庙碑》.事出一梦，竟能有如此多的人为之张罗，亦可知柳宗元的人缘极佳了。
    四百年以后的南宋宁宗嘉定十年，又一方《柳州罗池庙迎享送神诗碑》刻成，这回作书的是苏轼。当然，在石刻成时苏轼也早已作古。而且，即使当时苏轼书《罗池庙碑》，也绝不是沈传师的再版，他只书写了韩愈所撰碑文篇末的迎享送神诗，而碑文则未书。因此只得百五十字，楷书，是苏轼传世难得的精品。
    沈传师的碑只因一梦而起，本来就够虚幻的了，又是迎享送神的虚幻题材。而苏轼作书之后又未即上石，要等到他去世一百多年之后的南宋嘉定年间，再由后人将这位已故书家的作品上石刊刻，这不舍又是一个虚幻的所在。我忽然想起，在宋徽宗大观年间，蔡京等人曾经下令禁毁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传世石刻墨迹，苏轼的这方《柳州罗池庙碑》不知何以幸免，能保留到宁宗之时，谓为又一出乎意料，可乎?
    《柳州罗池庙碑》的确是苏轼楷书中的绝品。第一是苏轼平日作大字较少—这本不是他的擅长，宋代尚意诸家都不善作楷书大字。二则其他的楷书碑如《衰奎阁碑》《醉翁亭记》《丰乐亭记》，都有明显的“左秀右枯“之病.即左半锋锐括利而右半则较为靡弱，在体格上不够平衡。而《柳州罗池庙碑》虽然也取左向而不求平正，却是点画周到，果断有力。

顿挫十分肯定，世谓为丰腴跌宕，藏巧于拙，信然。
    更重要的是此碑有磅礴大气，骨力洞达之外复能照顾到气势，显然以楷书而有行草连绵之趣。我以为这是最值得称道的所在—宋人本不长于碑版而精于尺犊;要作大字，端正即不易，有变化当然更不易;还要在楷法端劲中时透连贯意趣，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如果说蔡襄《昼锦堂记》为宋代楷法端劲之最，则苏轼《柳州罗池庙碑》可推为宋代楷书变化神动之最。前者是庙堂之高，举动行止皆有法度，不愧正大堂皇;后者则是有一种山野之气，乱头粗腿，但左倾右倚之间却步伐不乱，是一种闹中取静、杂中取正的本领。宋代虽然更需要蔡襄式的端严，但对于后人来说，苏轼的山野之气也许更有魅力，因为它必然更有个性。真是一个奇奇怪怪的苏东坡，他干什么都好像没头绪，但最后却总是干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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