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朗碑》—孙吴地域书风的特殊启示

 

    舆地学家从《谷朗碑》中发现:三国时孙吴的疆域版图其实已从中国的南端一直伸延人越南境内。谷朗原籍湖南桂阳郡来阳人，三世仕吴为一方牧守，先为长沙刘阳令、广州督军校尉，后迁九真太守。九真者，如今越南河内南顺以北地区。于是，依谷朗守治所在，我们大致可以见出孙吴的辖区广大。江苏一带当然是中心，而湖南、而广东、而广西再到越南，这一片疆域不可谓不大。不过当时两广与越南大约也还是不毛之地，疆域虽大，却是中看不中用的。
    从东汉吴域的《校官碑》到三国孙吴的《天发神谶碑》叹掸
山碑》.再到这《谷朗碑》.我们几乎可以画出一个江南苏吴一带地域书风的基本脉络—《校官碑》是一种生涩的隶风:名为隶书其实却是八分单乳的结果，当然其实也还是可以上摩秦汉古篆。《禅国山碑》是以篆为隶的典型.纵结构、圆线条.丰满的造形，显然没有东汉隶书的痕迹。《天发神谶碑》更是“偏师“，以特异诡潏的风格卓尔不群。自然与汉隶相去霄壤。因此，这东吴三碑与传统的中原书风相比，所发出的正是一种“化外之音”。
    与《谷朗碑》而四焉。在经过了中原与巴蜀东吴的战乱与和平的几度交往中.东吴书风自然不可能再格守古道，或以篆为盛或窘于隶法了.《谷朗碑》在结构上的试图吻合于时风、努力向中原书风靠近的心态是十分明显的。点画的力求平正而不再故为尖锐，结构的力求简和以便合于使用，都表明东吴书风的渐而转向，但这相对地显露出一定隶法的现象.由于中原隶风的转向楷书，特别是钟m等一代大家的出现并导致书风大变，而出现了种种迷惘与仿徨。于是，《谷朗碑》是在隶与楷之间的半推半就中左顾右盼，在迷惘之中完成自己的结构与线条的构筑的.后世论家常常以为它是由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的形态，但实际上从东吴今存诸碑看，当时吴域根本没有成熟的隶书如中原格式，因此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从隶向楷的再过渡。倒毋宁说，是苏吴一带相对闭塞迟滞的书风，同时向中原成熟隶书与新兴楷书取法的结果。由于取法渠道单一眼界不宽，因此取法的形态也是略见生硬的。我们与其认为《谷朗碑》某些直线条是取隶法波挑而改造之，不如直指这是《谷朗碑》作者无法完美再现波挑笔法而无可奈何的被动现象。很显然，当时为一郡太守刻碑，无论是书风的地处偏僻还是书、刻的工匠水准，都无法对强盛而成熟的东汉隶书进行主体的改造。清季严可均谓其“隶法不恶，刻手极拙”，虽是指出了其刻刊水平的限制，不可谓之不具慧眼，但以为其隶法不恶，实在也未必可靠。在东吴这并非中心的所在，又是远至湖南末阳这更非东吴中心的偏僻山乡，说“隶法不恶”也还是句含糊的评价一与中原通衙大街的名家圣手相比，与东吴首都建康等地的能书巧匠相比，身在来阳马水乡木村虎形山下的书手刻匠，显然是水平极一般，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法”的。即使谷朗太守老爷的子孙谷起凤、谷尚志等立碑心切，也不会万里迢迢赴中原去请一个书丹高手来以表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