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其人与《李柏尺牍文书》

 

    在我们面前，放着三片残破的古纸.三纸的内容如一是为一封书信写的草稿。因为是草稿，涂抹更改当然甚多.但开始的称呼是一式的:“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柏顿首顿首。”
    李柏何许人也?既身为西域长史，又是关内侯，在朝廷有功名之人，虽是战乱纷迭的西域，应该也有踪迹可寻。在《晋书·张轨传》中，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有关他的论述，还是不太体面的、吃败仗的记录.“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竟以减死论。”获罪当死的李柏，竟有生还之赐，既是幸运，也有不幸:减死论并不等于不论，这刑罚怕是不能免的。
    不知这书信草稿是写于“减死论”之前抑或之后?不过我们终于知道了李柏本人并非是庸才。若不然，他犯不着请兵击叛。此外，当时的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领护羌校尉、西平公张骏不杀李柏时，有一段话颇足发人深省:“吾每以汉世宗之杀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足知在大都督张骏眼里，李柏不失为一员得力干将，未可以一时胜负责之。如此想来，李柏在当时身为长史，应该是有过一些作为的。
    请兵击叛是武将的分内事，李柏并非仅是一介武夫。《李柏尺牍文书》的书法风格虽未可上拟钟王诸名家，但他那娴熟的技巧和随心所欲皆成格调的能力，却令许多后人为之瞳目不已。他是在绝不经意，也无心做书家的情况下，信手拈来，自心中泪泊而出。因此。《李柏尺牍文书》虽在谨严不苟方面未能上攀晋代名家.但他的娴熟书写与整体把握的自由气氛，却是一些规行矩步的名家所难望其项背的。从时间上推算，李柏的存世年代应与王羲之相近，这两位身份绝不相同，又地处东西两端、文化氛围也绝然有异的人物，在书风上自然有领先于潮流与臣服于时风的差别。但若撇开技巧规则而论，则《李柏尺牍文书》为后人所提供的历史启示，以及他基于自身能力所达到的自由境界，却并不逊于王羲之.至少，在深人探究东晋书风样式方面，它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民间应用书风的范例;而在探讨地域书风特征时，它又提供了一个西域边睡书风衍变的典型—这个典型当然不是绝对下层士卒工商的，倘那样将会削弱书风的典型意义，它是出自西域上层人士之手，因此可据一以反三。
    《李柏尺牍文书》出土于我国西北地区，在数以万计的竹木简犊、古写本、古经卷中，是唯一有史可按的一件尺犊。因此无论是考古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均对它加以密切的注意。特别是在手稿共有三纸，可以互相对照的情况下，它对书法史研究者更有珍贵的价值。如从第一稿的拘谨到第二稿的随意，即可看出书者基本功的程度与当时稿书与正书的对比度。此外，李柏在这三稿的涂改文句中，也明显显示出对汉文化的悉心揣摩，从第一稿的“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的署名，到修改时涂掉“李’字以略姓，显然是出于对汉文书信礼仪规范的追踪，在现在看来，是颇令人发赚的有趣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