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书者不鉴”辨述
      “书”和“鉴”是书法艺术发展的两只脚，可谓缺一不可。作为成熟的书法家，应该做到善书又善鉴，这样方可“眼高手高”。善书而不善鉴是手高眼低;善鉴而不善书是“眼高手低”，善鉴者未必替书(鉴赏家，理论家，收藏家)但善书者一定要善鉴。
    故赵宦光《寒山帚谈》云:“昔人言‘善鉴者不书，善书者不鉴’，一未到，一不屑耳。谓不能鉴者是无理也。果不鉴，必不能书。”
    这段话说到了问题的点子上:赵氏认为:“善鉴者不书”是“未到”，“善书者不鉴”是不屑。据载，“善书者不鉴”这句名言出于大书家王羲之。赵宦光对此二句的解释颇合乎王羲之的宗旨。来源邯郸书法家协会，邯郸书法家协会中国书法学习网。因为一种书法鉴赏理论的提出不是孤立的，还应考虑它是否有某种社会文化背景，王羲之的鉴赏观肯定有背景的因素。.
    我们先来剖析“善鉴者不书”是“未到”这句话所谓“未到”是指功夫未到即手上功夫未到。因鉴赏家出身多数不动笔、或偶尔动笔也不愿示人，故尔他们惯于说三道四评头品足，但自己不敢亲自创作，因为民间有句俗话“笑话人，不如人”—但惯评他人而自己失了手，成人笑柄，那么这“评论家”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了，因此，“他自己写得怎样?”或“他会不会写?”这个问题他们宁可使之成为“悬案”，秘而不宜，具有点神秘性，总比拿出来让他人评论一番要高明，因为书法、绘画，包括诗文，你说好，他说糟的事比比皆是，“善鉴”而不善书者不愿自讨没趣，因此他们不如把功夫用到眼力与嘴皮子上。
    王羲之在论“书”“鉴”关系之时，正是知识阶层，士大夫阶层流行对人物评头品足的东晋杜会，而这风气之来源自东汉便形成了。如:《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云: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
    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
    公卿，裁量执政，蟀直之风，于斯行矣。”

    这种议论品评人物之世风由政界，士大夫阶层一直波及到民间(当然有许多评议是一些官宦党羽所为)，如(党锢列传序)所引对房植与周福的评语:“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种进。”对范榜、岑9的评语:“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婿但坐啸”后至于品评天下名士有“三君”“八俊”“八顾”，“犹古之八元，.八凯也”。
    这种品评政界人物之风一直沿续至魏晋，如(世说新语)中记载此类专有“赏誉”“品藻”等门，如公孙度评邵原为“云中白鹤”;庚觊评和娇“森森如千丈松”;张华评陆机兄弟与顾荣为“龙跃云津”、“凤鸣朝阳”;桓彝评褚衷为“皮里阳秋”;郭林宗评黄叔度为”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等等，皆属比类。
    而到了东晋，书法早已进入了“自觉时期”，主此说之学者认为，一是其时书法获得了独自品格与地位，人们把书法当做了艺术品展示与收藏，二是对书法的评论己蔚成风气，如被后世誉为“书圣”的王羲之，在当时也受到一些人的评议乃至贬低，如征西将军庚冀便不佩服王羲之，他幼时与右军齐名，后来王羲之超过了他，他不甘居王之下，在荆州给京城中友人写信说:“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家鸡”“野鹜”便成为不同书风的成语了。自然，庚翼所谓“家鸡”“野鹜”含有雅俗，平常与新奇之不同审美批评标准的因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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