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应祯作书兼取碑意

 

    明初书法家对草书的理解是很奇怪的。他们只知道连贯，以此为草书第一要义.正规的如陈璧，低俗的如解M，虽然境界大异奇趣，但却都不愿在连贯方面逊色.虽有旭、素在前，要之毕竟是很不可思议的有趣现象。我想，这大约与明初人习草大都才气不够，只能按模脱罄的缘故吧?
  到了明代中叶，这股唯连贯是尚的风气才略见消歇。文微明、祝允明出，自然是打破了书法家的单一视角一其实草书之体也是风格甚多的，但文、祝之前，已有老一代书家在作此努力了。李应祯、徐有贞等人已很少有一味连贯的意识，而且重心也在变化，从狂放的大草书转向行草。
    我想这与书家的身份有很大关系。明初书家功名一般的如陈璧只能专心攻草。解绪虽贵为宰辅，但正是这个高官厚禄最后还被陷身死，使他作楷作行可以游刃有余，一旦作草则大都捉襟见肘。大约进退有据、动不失仪的官僚生涯已经把他的天分才气磨灭殆尽，一旦要他放纵，不免邯郸失步之讥，要狂放而不可得了。李应祯官为中书舍人、太仆少卿，亦属于班列之中，而他好讲道义、尚古学、通文辞，亦不是一种才气横溢的少年公子形象。因此他作书也是少出狂草，在行书的转折规矩间显示出他的古法来.
  这古法未必等同于二王之法.明代书家多为文士，出口成诵，于艺术也较注重自己的理解。李应祯作书似多取碑法，而广读古名迹，融会贯通，不仅仅以某家某派称。文微明奉李应祯为父执辈，曾谈过他的一段经历:

    作书取碑。与明初诸人专尚阁帖大相径庭，是其睿智处;作书而能论书至数百言，可谓书法理论家，于书法认识自不同凡俗，又见出其擅场处。至于其能有一种特殊的执笔法。“虚腕疾书”，当然也不失为一种新尝试。
    作书而有书论，解缙或不让。作书而有新执笔，未见其广为流传因而亦不足凭。李应祯的成功倒应归于他的取法多端.在二王一系下讨生活的书家，其风格特征大致有一个轮廓:冲融圆润、雍容儒雅。而李应祯则不避尖笔方折，扁笔刷扫，有如南宋的张即之，但更如六朝石刻的线条感觉，甚至还下开张瑞图一派风气，与王右军自然是大相径庭。虽然从总体气氛来看，李应祯的行书尺犊亦不无明代书法惯有的浇薄之意，但在风格的多样化上，却是别出心裁的。李应祯自然不算大家，他也“每耻以是见名”。但他在明代，仍然是一个令人注目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