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气节以死殉志的倪元璐
明末与魏忠贤斗争的，除赫赫有名的东林党外，一般士子中也多有不与同流合污者。至魏忠贤灭，逆阉遗孽执掌朝政者仍不乏其人，而忠臣义士奋起抨击者也累累不计其数。倪元璐在当时即以新进而上疏为东林辩护，斥责逆挡不遗余力，并以此雅负时望、位渐通显的。
由是，他在具有正义感的当时士民和后代研究家心目中，是个完全值得推扬的正面形象.但仅此还不足以说明他的价值所在。《明史·倪元璐传》载:“李自成陷京师，元璐衣冠拜网，大书几上曰: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勿以衣袭敛，暴我尸，聊志吾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缢而死。”他终于随崇祯皇帝作伴去了。这又颇使忠于明廷、日以君臣大纲相砒砺的孤臣孽子们感动得涕泪飘零，而无不指他为做臣子的楷范了。如果说，斥责逆挡不遗余力虽是难能可贵，但这种种东林党人们也在努力，因此只能勾画出倪元璐一个笼统意义上的正面形象的话，那么为明王朝殉，却使他的笼统形象“上升”到封建气节的高度，而为历来帝王将相所膜拜不已一—帝王们最乐意看到的即是臣子殉节、忠心不二。至于泛泛的声张正义，他们并不热心，因为在许多时候，声张正义意味着怜旨。这是很具有讽刺意味的。
由是.我们又可将对倪元璐的评价更上升一下:他是个最符合封建君臣纲常的愚忠愚孝、并甘愿陪上身家性命的形象。只有深入到这一层.倪元璐也才有了独特价值。他不像同时的好友黄道周务实，留一条性命为将来反清复明谋地步;他也不像同僚王铎审时度势，投奔新朝以求富贵性命;他就是个地道的帝王心目中最理想的为臣的典范。
无独有偶，倪元璐尽节前也是以“书”毕其志。虽然没有黄道周那么谈笑自若，但以此公当时心情，我以为其绝笔当颇有可观。倪元璐书法与黄道周相近，康有为称是“新理异态尤多”。依我看来，倪、黄二家书风如此相近，应该有二公交情深挚、经常促膝相谈以至互相影响的原因在。 （来源 邯郸书法家协会：www.hdsfxh.com）至于二公区别，则倪元璐在结构上的善于促迫，线条间屡有合并以形成墨块的追求，是为黄道周所无。此外，论用笔的松散轻逸感，倪元璐也较之稍胜。康氏所称“新理异态”，其此之谓乎?
明末以倪元璐、黄道周为代表，骤然崛起这样一种小行书，以中宫紧缩不肆张为准，我以为其中可能亦包含了某种书法史上的需要—他们严格地说都不具有专业书家的意识，立身报国始终是一生之要务，因此他们一般不会太考虑书家的立场与专门的技法意识。但遍观明代书法，以文微明、董其昌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一系和以徐渭、陈淳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表现主义一系，基本上已经勾画出了明代书风的大致走向。前者是以帖学二王正宗为根基;后者则以表现狂放为寄托;却很少有人走倪、黄一路的紧凑与压缩。因此，倪元璐的存在，我以为是非二王系统的，但却又不失帖学大传统的新格局，以之再视康氏的“新理异态”，不知又能有所悟得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