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明：感觉褚遂良
感觉褚遂良
■薛元明
魏晋至隋唐时期，楷书逐渐消尽了隶书古意，拙扑粗野转化为典雅精美，隋代的《董美人墓志》和《龙藏寺碑》和初唐楷书风格已经十分接近。褚遂良因为能写王书而受到唐太宗的青睐，举为重臣，实质上，褚遂良在唐朝的政治生涯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两朝开济老臣心”，一生竭智尽忠。初唐楷书肇始“尚法”端倪，褚遂良更是功不可没，之所以这样说，因为褚遂良楷书和以往时代划上休止符，是“唐楷第一人”。初唐欧虞褚三家虽皆承六朝遗风，兼南北意蕴，融合不同风格，但有明显差别。欧虞入唐已是暮年，虽有二王遗风，但更多北碑方正一路的影子，欧阳询表现的尤其充分和明显，清雅秀丽中包含雄强之气。虞世南书法较之二王风流潇洒显得沉稳蕴籍，收敛了风流华彩，李煜说：“虞世南得右军之美韵，而失之俊迈”。对于褚楷则有很高的评价。《唐人书评》“褚遂良书，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张怀瓘《书断》说：“褚遂良善书，真书甚得媚趣，若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增华绰约，甚有余态，欧虞谢之。”
褚遂良书法作品数量超过其他初唐书家，但其中有很多伪托之作，如行书《枯树赋》、《唐太宗哀册》以及《倪宽瓒》等。他的书法风格明显地分为学碑和学王二个时期。学碑期宗欧虞，受北碑书风影响，代表作有《伊阙佛龛碑》，此碑书于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 年），时年46岁。用笔工整，以方笔为主，结字方正平稳，以端庄取胜，极合法度，点画棱角分明，横画两头偏粗中间细瘦，略带波势，平正中见遒劲，捺笔一波三折，既有外拓之险劲，亦有内敛之含蓄，整体具浓厚的隶书笔意，揖让处理受汉隶《礼器》影响极大。苏轼《东坡集》中道出“褚河南书，清远潇散，微杂隶体。”刘熙载认为“兼有欧虞之胜”，集两家之长。康有为虽讥讽唐楷“状如算子”、“截鹤续凫”，却称赞该碑“清虚高简”。但相比褚氏后期作品的随意和轻松自然，还有很多刻意之处，笔法方面也缺少灵动的变化。
褚氏这一时期代表作除《伊阙佛龛碑》外，还有《孟法师碑》，书写时间稍晚一年，仍然不能摆脱欧虞的影响，用笔接近欧阳询，结字则有虞世南的影子，但变法已见端倪。行笔间有了起伏和较强的节奏韵律感，较之《伊阙佛龛碑》更为圆润秀媚，字型左紧右舒，相互间呼应更为明显，结构端庄大方，疏密、巧拙呈现出不同变化，一些呆板的成分消失了。如果就褚遂良一生书法发展来作总的评价，还是缺少个人面目，因为楷书风格塑造较行草书更难。
大字《阴符经》书写时间和《伊阙佛龛碑》大体相同或略早，在落款中有“起居郎”字样，褚遂良任起居郎在贞观10年，即636年，因而有此一说。《阴符经》笔势更加强烈，笔画间连绵牵丝呼应比比皆是。朱和羹《临池心解》说：“褚登善《阴符经》参以《急就》，以楷法行之，遂为千古绝作，其后无闻焉。”对照《阴符经》和《伊阙佛龛碑》，有很明显的差别，故有论者言《阴符经》的真实性要大打折扣。但伪作非劣作，米芾生前就极为推崇该帖，引以为范，受益匪浅。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阴符经》可以体现出褚遂良的艺术水平，抑或是同时代学褚高手的模仿之作。《阴符经》除大字外，尚有小楷和草书两体，都是伪托之作。
最可信而又最能代表褚遂良水平的乃学王时期的代表作《雁塔圣教序》，作于653年，褚遂良时年58岁，已入暮年。原碑共有两块，在陕西省西安市大雁塔底层南墙，左右各一，至今保存完好。和学碑时期有明显变化，用笔藏锋逆入，一丝不苟，方圆兼施，笔画肥瘦互见，流利飞动，取弧势以增强笔力，参以二王行书笔法增加华美意蕴，相互间的动势呼应更加强烈，有意识地强调线条的曲线美和韵律美，风姿绰约动人。梁巘《评书帖》说：“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结字中宫敛紧，疏密有致，字形宽绰，四周舒展，章法完全是汉隶格式，字间大于行间，气韵直逼钟王，而显褚家清逸。米友仁《跋〈雁塔圣教序〉》中说：“褚书在唐贤名士中为秀颖，得王羲之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隶法，自成一家，非诸人可比肩。” 可以说，《雁塔圣教序》是褚遂良个人书风确立的标志，用笔和结字都丰富多样，从方整向多种形式变化，融入二王笔意，摆脱欧虞面目，形成自我。当代书家潘伯鹰、徐无闻和沈觐寿等都是善褚书高手，皆以《雁塔圣教序》为范，足见影响之深。
褚遂良书法在唐代就产生了巨大影响。张怀瓘说：“薛稷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矣，可谓河南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称“薛稷学书师褚河南，时称‘买褚得薛，不失其节。’”对照薛稷书迹，虽名立列“初唐四家”，实际逊色。薛稷虽得其势，但失却了变化的随意和谐。薛稷从弟薛曜更胜一筹，对褚书不作亦步亦趋的模仿，而是加以发挥，有所创造。
薛稷兄弟之后，同年出生的张旭和李邕，则是褚遂良书风转变为颜真卿书风的过渡人物。唐代楷书也从初唐向盛唐逐步转型。张旭虽为一代草圣，但楷书功底惊人，风貌清虚简淡，仍然是初唐书风，受褚遂良影响很大。李邕楷书却大有改观。和褚遂良楷书一样，都为行楷。褚书中更多的保留了二王行书笔意和隶书痕迹，李邕不象褚遂良注重用笔的华丽巧饰，体现出碑格，笔画厚实，古拙刚硬，不乏婉转流畅，天趣自然，以“左低右高、上舒下敛”的结构变革二王行草，峻拔开张、稳固结实而气宇喧昂。李邕成熟期书法形态中很难找到二王的影子，用笔刚健，笔力雄强，无牵丝映带的虚笔连绕。通过横画欹斜来取势，这是李褚二人的共同点，但和褚书字形长宽扁高变化多相比，李邕字形变化要少一些，基本上忠实于二王体格。
颜真卿是唐代除薛稷外受褚遂良影响最大的书家。刘熙载《艺概•书概》中“褚河南之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得其筋”，从颜成熟期作品字形上来看，二者悬殊很大，实质上同声相息，颜从褚中化出，胜过薛稷仅得皮毛。颜字字形的宽博，捺画一波三折运笔，取法着意篆隶方面，都是受褚的启发。依笔者愚见，唐代精神暗合二王惟有褚颜二人。只是颜真卿将褚遂良的清逸变为沉雄，笔画细腻变成粗壮丰满，横画的欹侧变成从“平直到平直”，以正面示人，空间分割极为均匀，最大限度地发挥线条的张力作用，突破二王藩篱，洗尽贵族脂粉，以雄浑博大、黄钟大吕的盛唐之音取代了初唐潇洒飘逸的丰姿。在变法上，颜真卿比李邕更彻底。
宋代对褚理解最深的要数米芾，他在《续书评》中说“褚遂良如熟驭战马，举从动人，而别有一种娇色。”并且在《自叙帖》中说“余初学颜七八岁也，……乃慕褚而学最久。”米芾性格癫狂，自视甚高，在书学观念方面是离经叛道之人，籍助癫狂之口说出很多骇人听闻之语，诸如“一扫二王恶迹，照耀皇宋万古！”，“欧虞古法亡矣”，“颜书真入俗品”之类的话。但留心米芾言论，一生从未对褚遂良有半点微词。以米芾狂妄的为人，是不会轻易佩服一个人的，除非正对自己胃口。米芾对大字《阴符经》极为称道膺服，其行书用笔灵动多变，锋出八面，爽利有力，不能不归结于褚氏启发。
褚遂良一生书迹皆为行楷，因为他不愿耽于笔墨纸砚苦役劳顿，做个书工。他的成就可概括为两点，一是个人永无满足，不断探索，褚遂良实际上是由隋至唐楷书演绎的缩影，他一生墨迹的变化见证了这一点；二是他既能吸收前人精华，也能把握时代潮流，做到 “古不乖时，今不同弊”。褚遂良在习王浪潮下不能置身事外而另僻蹊径、独张一军，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把握了书风变革的历史潮流，是二王体系中的得力干将，既实践了崇王理想
感觉褚遂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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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楷书是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峰，经历了初唐的奠定基础，颜真卿的集大成和柳公权的法度精整化等三个阶段。而初唐肇始“尚法”端倪，褚遂良功不可没，之所以这样说，因为褚遂良楷书和以往时代划上休止符，是唐楷第一人。在初唐欧、虞、褚三家书法中，虽皆承六朝遗风，融合南北不同风格，兼南北意蕴，但有明显差别。欧、虞入唐已是暮年，有“二王”基因，但更多北碑方正一路的影子，欧阳询表现的尤其充分和明显，清雅秀丽中包含雄强之气。虞世南书法较之“二王”风流潇洒而显得沉稳蕴藉，收敛了一些风流华彩。李煜说：“虞世南得右军之美韵，而失之俊迈。”而于褚遂良楷，则有很高的评价。《唐人书评》“褚遂良书，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大方”。张怀 《书断》说：“褚遂良善书，真书甚得媚趣，若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增华绰约，甚有余态，欧、虞谢之。”
褚遂良书法风格明显地分为学碑和学王二个时期。学碑期宗欧、虞，受北碑书风影响，代表作有《伊阙佛龛碑》，此碑书于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用笔工整，以方笔为主，结字方正平稳，以端庄取胜，极合法度，点画棱角分明，横画两头偏粗中间细瘦，略带波势，平正中见遒劲，捺笔一波三折，既有外拓之险劲，亦有内敛之含蓄，整体具浓厚的隶书笔意，揖让处理受汉隶《礼器碑》影响极大。苏轼《东坡集》中道出“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微杂隶体”。这一时期代表作除《伊阙佛龛碑》外，还有《孟法师碑》，书写时间稍晚一些，变法已见端倪。行笔间有了起伏和较强的节奏韵律感，较之《伊阙佛龛碑》更为圆润秀媚，字型也开始有变化，左紧右舒。
学王时期主要代表作有《圣教序》，和前一时期又有明显变化，用笔藏锋逆入，一丝不苟，方圆兼施，笔画肥瘦互见，流利飞动，取弧势以增强笔力，参以“二王”行书笔法增加华美意蕴，相互间的动势呼应更加强烈，有意识地强调线条的曲线美和韵律美，风姿绰约动人。梁山献《评书帖》说：“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结字中宫敛紧，疏密有致，字形宽绰，四周舒展，章法完全是汉隶格式，字间大于行间，气韵直逼钟王，而显褚家清逸。米友仁《跋雁塔圣教序》中说：“褚书在唐贤名士中为秀颖，得王羲之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隶法，自成一家，非诸人可比肩。”暮年之作《阴符经》笔势更加强烈，笔画间连绵牵丝呼应比比皆是。朱和羹《临池心解》说“褚登善《阴符经》参以《急就》，以楷法行之，遂为千古绝作，其后无闻焉。”
褚遂良书法在唐代就产生了巨大影响。薛稷是首位学褚遂良楷书之人。张怀 说：“薛稷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矣，可谓河南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称“薛稷学书师褚河南，时称‘买褚得薛，不失其节’”。对照薛稷书迹，虽名立为“初唐四家”，实际逊色。除薛稷外，唐代受褚遂良影响最大的当数颜真卿。刘熙载《艺概·书概》中说：“褚河南之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从颜成熟期作品字形上来看，二者有很大悬殊，实质上精神暗合，胜过薛稷的单纯地走形式之路。颜字从字形的宽博，捺画的一波三折运笔，取法着意篆隶方面，都是受褚的启发，是从褚中化出的。依笔者愚见，唐代直通“二王”惟有褚颜二人。只是颜真卿将褚遂良的清逸变为沉雄，笔画细腻变成粗壮丰满，横画的奇支侧变成从“平直到平直”，以正面示人，空间分割极为均匀，最大限度地发挥线条的张力作用，突破“二王”的藩篱，洗尽贵族脂粉，以雄浑博大、黄钟大吕的盛唐之音取代了初唐潇洒飘逸的丰姿。
宋代对褚理解最深的要数米芾，他在《续书评》中说：“褚遂良知熟驭战马，举从动人，而别有一种娇色。”并且在《自叙帖》中说：“余初学颜七八岁也……乃慕褚而学最久。”米芾性格癫狂，自视甚高，在书学观念方面是离经叛道之人，藉助癫狂之口说出很多骇人听闻之语，诸如“一扫‘二王’恶迹，照耀皇宋万古”，“欧虞古法亡矣”，“颜书真入俗品”之类的话。但任何书家都是血肉丰满的，如果就这些来判定，不过是皮相之论。虽有偏颇，但是一家之言。留心米芾言论，一生从未对褚遂良有半点微词，以米芾狂妄的为人，是不会轻易佩服一个人的，除非正对自己的胃口。米芾对大字《阴符经》极为称道服膺，其行书用笔的灵动多变，锋从八面，爽利而有力，不能不归结于褚氏的启发。
褚遂良行书的隶意更多地保留在字形中，从这一点上来说，比起大王化为无形要略逊一筹，但正是这字形中的隶意，也就使后学者有了探寻的罅隙。褚遂良在习王浪潮下不能置身事外而另僻蹊径、独张一军，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把握了书风变革的历史潮流，是“二王”体系中的一位得力干将，既实践了崇王理想，也构建了盛唐的法度，彻底完成了从尚韵到尚法书风的转变。朱长文《墨池篇》说：“遂良书多法，或学钟公之体，而古雅绝俗；或师逸少之法，而瘦硬有余。至于章草之间，婉美华丽，皆妙品之尤者也。”综观唐楷，欧、虞为北朝遗风，薛稷学褚而无个人面目，颜虽集大成，失之粗鲁，柳公权专尚清劲，但骨节嶙峋，寒俭之气时生，惟独褚遂良书浑厚华滋、丰姿绰约。“是褚遂良的字让人懂得什么是节奏，什么是书写的快感，什么叫得心应手。”（章祖安语）褚遂良对唐代书法乃至整个书法史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