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汉篆风范—《袁安碑》
1930年夏,河南堰师县辛村东牛王庙小学校内,一个小童课余仰卧石板上戏耍乘凉。横置于小学校内的石板多矣,谁也没在意石板上会有什么讲究.树林阴翳,清风拂人,小童偶然发现石板上有刻凿之迹,于是聚人观看,遂由村民任继斌认定此乃古刻,并居然拓出墨本,才知这乃是《袁安碑》。再经学者检《后汉书》知袁安有传,官封司徒,乃是东汉名臣,于是此石身价百倍,成为偃师境内的一大奇闻。
袁安以“严重有威”“在职十年,京师肃然,名重朝廷”为誉,又为天子公卿所恃赖,虽资志以段,但足称东汉外戚专擅时的一位耿介忠节之臣。时逢汉有今古文之争,学者也多致力于古文字的整理研究,诸如贾遴、马融、许慎、郑玄以及刘向、严延年、爱礼、杜林、扬雄、刘睦、卫宏等,均是当时研究古文字学的大家。西汉末至东汉的数百年间,民间早已盛行隶书,但学术界还很重视篆书古文的整理。 (来源 邯郸书法家协会:www.hdsfxh.com)以袁安为世家之学,又曾为当朝重臣,卒后不以通行的隶书刻碑记文而转用篆书以示郑重,作为一种偶然的处置,应该也是很合乎情理的。不过,著名金石学家马衡在《汉司徒袁安碑跋》中认为:“安卒于和帝永元四年,碑称孝和皇帝,则非葬时所立可知”,因此他倾向于认为,是因为其子袁敞之葬,一并刻袁安之碑的可能性最大。如此一来,所谓《袁安碑》自署刻于永元四年(历代记载著录也均系于是年)就是靠不住了,依马衡之说应该是以后补刻,但署年系于当时为最可信。联系到《袁安碑》与晚二十五年的《袁敞碑》书风如出一辙,又联系到《袁安碑》的碑文内容与《后汉书·袁安碑》载基本相同,我们有理由相信,马衡的论述是比较可信的。
汉篆的存在相对于通行的隶书风气而言真可谓是凤毛麟角。我们除了在汉代隶书碑如《张迁碑》《衡方碑》之上能看到一些篆额之外,作为整方碑版以显示汉代篆书基本体格者,舍《袁安碑》《袁敞碑》并无他求。以之与同属小篆一系的秦篆相比,我以为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汉篆虽然亦依秦篆体式,在六书上并无违背,但由于通行隶书,对篆书也产生了极大的反影响,具体而言即是汉缪篆的出现。在汉印中缪篆表现得最明显,环曲排叠、周到回护,《袁安碑》的篆书基本上亦属此类,在结构上的强调空间均匀,时时以环曲的线条予以填补,是它给观众的第一印象。其二,由于缪篆在线条上的环曲,导致弧线曲线的增加而直线的减少,在运行的技巧动作中必然更注重回护之势,注重线条的弹性美,使原有的线条依附于结构的篆书观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改观,线条开始呈现出某种独立意识,开始着力于展示自身的弹性魅力。当然,它又必然反过来再影响结构,使汉篆结构更趋于一种宽博、舒展的格调。
真得感谢僵师的一介村民任继斌,没有他的发现与拓出墨本行世,后人还很难对汉代篆书的风范有如此明确的认识.当然我们更感叹地处中原的深厚文化根基,一个乡里小民就具备如此优秀的文化敏感与素质,换个地方,或许早就石毁碑亡了。事实上,这样的例子还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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