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发神谶碑》说异
与存世曹魏碑大都见于清人著录不同，孙吴的《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都是早在宋代即有记载。《天发神俄碑》由于宋时已断裂为三，是为一厄;至清嘉庆年间又毁于火，尤为大厄;故而目下拓本流传极少，弥足珍贵，能得片纸只字，已是大不易也。
说它是篆书吧?它全无小篆那种婉转轻柔之意，.而是剑拔弩张、不可一世—在圣贤君子看来，委婉是儒家正宗风范，是王道;而剑拔弩张是焦躁，是霸道。霸道是向来上不得台盘的。笔法的尖笔悬针，方折横行，更是令醇儒们为之摇头不已。郭宗昌《金石录》称它是“牛鬼蛇神”，是“牛腹书”，想即是取此标准。
说它是隶书吧，它又笔画间架全取篆式，尚长形，全不屑于在隶书中取简约之理。三国已是隶、楷的天下，有此一种篆书碑，不但睽违千年之后的今人想不通，即使当时人也未必想得通。
我们在此中看到了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但仍能找出这怪异的《天发神谶碑》之所以怪异的理由:其一，相传碑原立于岩山，宋代才移至金陵嘈台后圃，又移至江宁县学。在三国时代，京都洛阳以及陕、豫、鲁、冀、晋是政治文化中心，文化变迁的反馈快、灵敏度高，而江南的吴国所辖江东六郡则属偏远之域，在距汉上百年后的江浙，要找出仍习篆书的人才，其可能性要大于中原。马宗霍称此碑是“偏师“，既可能指它的书风特别而言，也可能指它的所处地域而言.其二，在三国鼎立而治时，虽然人们对延续两汉几百年的隶书已经完全适应，但仍可能视篆书为祖先文化象征并加以崇拜.据说《天发神谶碑》的建立起因是吴天玺年间于平湖得石函，中有青色小石，上刻皇帝等字，或是因都阳有阳历山石文理成字，皆是嘉祥之言，故皇帝孙皓大兴土木建碑以记天降符瑞。据我猜测，石函中字与石纹成字，必是成篆字以示上古神仙所为，是则篆书是神灵的标志这一习‘m认识，对惯使隶、楷书的三国时人而言是不成问题的.以之类推，吴皇要记此祥端，以天子至尊至贵的身份，当然也要用篆字记此以示身份不同一般。这种特殊要求再与吴域文化交流迟缓.易于保存旧习俗的条件一拍即合.成就了《天发神谶碑》这样一个略显怪诞的石刻“标本”。
但我以为《天发神谶碑》还是未能越出历史的规定，虽然它采用篆书体式，却已迥非上古气象，完全是隶变以后的风姿了。“即此偏师，足以凌砾上国”，这是马宗霍的评语，凌砾上国自然无妨，若要凌砾历史，只怕也还是无能为力的.杨宾则论此碑是“如折古刀，如断古钗”，作为线条特征的比喻倒也颇为形象贴切。
细细比较《天发神谶碑》与《禅国山碑》，也有一些有趣的课题:两方碑均是吴主孙皓时作，一在江宁一在宜兴，地域也相去不远，又都是封禅记谧的庄重用途，且又都取篆式，但其间方折截利与圆浑钝滞的风格相去何以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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