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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史篆刻艺术的起源时期
篆刻史：篆刻艺术的起源时期
印章起源于何时，这个问题在印学界和考古界一直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金石学家罗福颐，书画篆刻大师沙孟海对这个问题谈到自己的看法，而没有作出结论。这还有待于后世印学家，考古学家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1、商代篆刻
印章始于商代，是根据安阳出土的三枚铜质古玺为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距今约3000 年历史。（约公元前16－11世纪）。（图1）经董作宾、 徐中舒、 于省吾、 容庚、胡厚宣等专家考证， 定为殷商时代玺印。沙孟海在他的《印学史》中对这三件铜玺提出异议：“如定为商代作品，还缺乏科学根据，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解放前做了十五次，解放后也一直在做，但在殷商文化层中从来不曾发现过一件玺印。三玺的出土情况不详，很可能出自上层堆积中，我们为对历史负责，暂不肯定它的时代。”沙孟海还认为在殷商文字中：“甲骨文中还没有‘印’字，也没有‘玺’的初形‘木’字。金文有‘印’字，但它是“抑”字的初文，不是印章的‘印’字。”（《印学史》）王廷洽在《中国印章史》中却提出不同的看法：“于省吾《双剑簃古器物图录》著录了安阳出土的三枚铜玺，可信为商代晚期用于烙印奴隶脸面的铜玺。商代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虽未见‘玺’字，但甲骨文中有‘印’字（见《乙》143、100，《佚》674），而且印、抑同形，像人跪受烙印之形。”王廷洽在商代青铜器上找到与安阳铜玺，印文相同的图文来印证（如图2）。这一确凿的论证，断定了安阳铜玺就是商代玺印。王廷洽这一新的考古成果最令人信服。陈松长在《玺印鉴赏》对这三玺考证记载比较详实“李学勤先生根据台湾出版的《故宫铜器图录》中的珍本与《商周金文录遗》中一件铜斝的铭文和《商周彝器通考》中的小臣邑斝和甘肃灵台白草坡1号墓的父辛斝，陕西岐山樊村的亚邲其斝等形制进行研究，认为该玺不可能是伪品，而确实是商末之物。”陈松长在《玺印鉴赏》中这段文字出自《中国文物报》（ 1992 年7月26日第3版）。笔者从商代“我方鼎器铭”中找到，从铭文的最后有一方亚字形框内有一个“若”字，形式类似书法作品落款的印章，与（图1）的亚字形印章的边框形式相同（如图3）。 由此而知，王廷洽、李学勤两位先生的考证，充分证明了中国的印章始于商代。
2、西周篆刻
西周时期印章（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迄今未见有出土，为何笔者要在这里单独来谈西周篆刻呢？按规律而论，在商代出现了印章，在西周也应该有印章，这虽是一种推测。但据西周时期的典藉《周礼》司市记载：“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掌市》载：“货贿用玺节”。司市是指周代管理市场官员。周人进入市场从事贸易，就必须持有司市颁发的玺节。虽然西周印章没有出土实物，但从陶器的铭文可以看到西周时代玺印的痕迹。王廷洽在《中国印章史》记载：“其一为‘令作 埙’（如图4），二为‘令同乐作太宰埙’（如图5），三为‘圉作 埙’（如图6），尤其是图6，反映出‘圉作 埙’系用玺抑印在陶埙土坯上的，一部分玺的器物边痕保留在陶埙上。高明先生《古陶文汇编》断为西周陶文是十分正确的。”由此而断西周已有印章，只是尚未发现西周印章的实物。我们只能通过典籍和陶片来推断。希望在今后的古考工作中一定会发现西周篆刻印章的实物。
３、春秋篆刻
春秋时代印章（公元前770－476年）我们所能见到的实物资料还很少。春秋时期有玺印这是毫无疑问的。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而在《国语?鲁语下》也记载了这件事。说明在春秋时期的国君和官员以玺印来证明其身份。目前我们能看到确凿的玺印实物不多。据阮宗华著《印章篆刻艺术欣赏》载：“古文字学家王献唐曾经在他所收藏的五百方古玺中，从古文字学角度考证出两方春秋古玺。一方阴文官玺‘昏賹’，另一方是阳文私玺‘ 疲’（如图7）”王伯敏编释《古肖形印臆释》第一方鱼印（如图8）为春秋时代铜印。该印1944年在山西凤陵渡古墓出土，一同出土的还有其它春秋时期实物，它与周代鱼簋铭文“鱼“的结构、形体类似，因为又有确凿年代，所以能够确认是春秋的遗物。1984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载有春秋时期的肖形印，一方为龙纹玺（如图9），一方为鸟纹玺（如图10），关于春秋时期的篆刻，还需进一步考证。沙孟海著《印学史》载：“今天遗存的大量古玺，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春秋时代的，不过我们还无法加以鉴别罢了。
４、战国篆刻
先秦的印章，发展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印章的使用和制作工艺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印章的用途也十分广泛，形式奇特多姿。战国出土实物十分丰富，我们能通过这些丰富的资料准确地了解到古玺的篆刻艺术风貌。印章的布局参差挪让，方圆相济，印文写法也不一致。印章形式有阴文和阳文，是通过凿和铸而成的。来源邯郸书法家协会，邯郸书法家协会中国书法学习网。
战国篆刻分为官玺（如图11）和私玺（如图12），印材多属铜，私玺印面形状分正方形、长方形、圆形、长条形，菱形等（如图13）。此外，分吉语玺（如图14）、图像玺（如图15），在图像玺中又分人物、动物、饕餮、避邪、获麟 、夔、禺疆等吉祥纹样的多种造型。战国时期的官玺、私玺、图像玺、吉语玺其印顶多有一个“穿”。可用彩色纹带挂在胸前或佩于腰间，作为一种装饰，用来表明身份、地位。来源邯郸书法家协会，邯郸书法家协会中国书法学习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全国各地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许多战国古玺。单就长沙而言，1954年汤家岭4号墓出土的“张女”玺（如图16），魏家堆3号墓出土的“黄铸”玺（如图17），1976年杨家山153 号墓出土的“黄爻之玺”（如图18）,伍家岭战国墓出土的数枚朱文玺，该战国古玺精品。战国古玺传世较多，在《古印汇编》中，单私玺5000多枚，官玺只有360枚，罗福颐在《古玺汇编》中选辑战国古玺5708枚。战国古玺为我们今天研究战国时期的篆刻提供大量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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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起源于何时，这个问题在印学界和考古界一直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金石学家罗福颐，书画篆刻大师沙孟海对这个问题谈到自己的看法，而没有作出结论。这还有待于后世印学家，考古学家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1、商代篆刻
印章始于商代，是根据安阳出土的三枚铜质古玺为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距今约3000 年历史。（约公元前16－11世纪）。（图1）经董作宾、 徐中舒、 于省吾、 容庚、胡厚宣等专家考证， 定为殷商时代玺印。沙孟海在他的《印学史》中对这三件铜玺提出异议：“如定为商代作品，还缺乏科学根据，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解放前做了十五次，解放后也一直在做，但在殷商文化层中从来不曾发现过一件玺印。三玺的出土情况不详，很可能出自上层堆积中，我们为对历史负责，暂不肯定它的时代。”沙孟海还认为在殷商文字中：“甲骨文中还没有‘印’字，也没有‘玺’的初形‘木’字。金文有‘印’字，但它是“抑”字的初文，不是印章的‘印’字。”（《印学史》）王廷洽在《中国印章史》中却提出不同的看法：“于省吾《双剑簃古器物图录》著录了安阳出土的三枚铜玺，可信为商代晚期用于烙印奴隶脸面的铜玺。商代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虽未见‘玺’字，但甲骨文中有‘印’字（见《乙》143、100，《佚》674），而且印、抑同形，像人跪受烙印之形。”王廷洽在商代青铜器上找到与安阳铜玺，印文相同的图文来印证（如图2）。这一确凿的论证，断定了安阳铜玺就是商代玺印。王廷洽这一新的考古成果最令人信服。陈松长在《玺印鉴赏》对这三玺考证记载比较详实“李学勤先生根据台湾出版的《故宫铜器图录》中的珍本与《商周金文录遗》中一件铜斝的铭文和《商周彝器通考》中的小臣邑斝和甘肃灵台白草坡1号墓的父辛斝，陕西岐山樊村的亚邲其斝等形制进行研究，认为该玺不可能是伪品，而确实是商末之物。”陈松长在《玺印鉴赏》中这段文字出自《中国文物报》（ 1992 年7月26日第3版）。笔者从商代“我方鼎器铭”中找到，从铭文的最后有一方亚字形框内有一个“若”字，形式类似书法作品落款的印章，与（图1）的亚字形印章的边框形式相同（如图3）。 由此而知，王廷洽、李学勤两位先生的考证，充分证明了中国的印章始于商代。
2、西周篆刻
西周时期印章（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迄今未见有出土，为何笔者要在这里单独来谈西周篆刻呢？按规律而论，在商代出现了印章，在西周也应该有印章，这虽是一种推测。但据西周时期的典藉《周礼》司市记载：“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掌市》载：“货贿用玺节”。司市是指周代管理市场官员。周人进入市场从事贸易，就必须持有司市颁发的玺节。虽然西周印章没有出土实物，但从陶器的铭文可以看到西周时代玺印的痕迹。王廷洽在《中国印章史》记载：“其一为‘令作 埙’（如图4），二为‘令同乐作太宰埙’（如图5），三为‘圉作 埙’（如图6），尤其是图6，反映出‘圉作 埙’系用玺抑印在陶埙土坯上的，一部分玺的器物边痕保留在陶埙上。高明先生《古陶文汇编》断为西周陶文是十分正确的。”由此而断西周已有印章，只是尚未发现西周印章的实物。我们只能通过典籍和陶片来推断。希望在今后的古考工作中一定会发现西周篆刻印章的实物。
３、春秋篆刻
春秋时代印章（公元前770－476年）我们所能见到的实物资料还很少。春秋时期有玺印这是毫无疑问的。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而在《国语?鲁语下》也记载了这件事。说明在春秋时期的国君和官员以玺印来证明其身份。目前我们能看到确凿的玺印实物不多。据阮宗华著《印章篆刻艺术欣赏》载：“古文字学家王献唐曾经在他所收藏的五百方古玺中，从古文字学角度考证出两方春秋古玺。一方阴文官玺‘昏賹’，另一方是阳文私玺‘ 疲’（如图7）”王伯敏编释《古肖形印臆释》第一方鱼印（如图8）为春秋时代铜印。该印1944年在山西凤陵渡古墓出土，一同出土的还有其它春秋时期实物，它与周代鱼簋铭文“鱼“的结构、形体类似，因为又有确凿年代，所以能够确认是春秋的遗物。1984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载有春秋时期的肖形印，一方为龙纹玺（如图9），一方为鸟纹玺（如图10），关于春秋时期的篆刻，还需进一步考证。沙孟海著《印学史》载：“今天遗存的大量古玺，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春秋时代的，不过我们还无法加以鉴别罢了。
４、战国篆刻
先秦的印章，发展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印章的使用和制作工艺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印章的用途也十分广泛，形式奇特多姿。战国出土实物十分丰富，我们能通过这些丰富的资料准确地了解到古玺的篆刻艺术风貌。印章的布局参差挪让，方圆相济，印文写法也不一致。印章形式有阴文和阳文，是通过凿和铸而成的。来源邯郸书法家协会，邯郸书法家协会中国书法学习网。
战国篆刻分为官玺（如图11）和私玺（如图12），印材多属铜，私玺印面形状分正方形、长方形、圆形、长条形，菱形等（如图13）。此外，分吉语玺（如图14）、图像玺（如图15），在图像玺中又分人物、动物、饕餮、避邪、获麟 、夔、禺疆等吉祥纹样的多种造型。战国时期的官玺、私玺、图像玺、吉语玺其印顶多有一个“穿”。可用彩色纹带挂在胸前或佩于腰间，作为一种装饰，用来表明身份、地位。来源邯郸书法家协会，邯郸书法家协会中国书法学习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全国各地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许多战国古玺。单就长沙而言，1954年汤家岭4号墓出土的“张女”玺（如图16），魏家堆3号墓出土的“黄铸”玺（如图17），1976年杨家山153 号墓出土的“黄爻之玺”（如图18）,伍家岭战国墓出土的数枚朱文玺，该战国古玺精品。战国古玺传世较多，在《古印汇编》中，单私玺5000多枚，官玺只有360枚，罗福颐在《古玺汇编》中选辑战国古玺5708枚。战国古玺为我们今天研究战国时期的篆刻提供大量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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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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