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明诠：刘正成与当代书坛

     

      现在当然还不是全面客观地评价刘正成先生的时候。我想也许还需要更长一段时间吧，但只是也许，谁知道呢。当年共和国的主席曾经说过，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其实，正是人民把他批倒批臭，一批批了十几年，一点不客气甚至不善良、不厚道。人民在许多时候不明真相而且健忘怕事，当然这怪不得人民，人民自有人民的苦衷。所以我下面的文字，就算是书坛的“人民一分子”对刘正成先生片面而主观的一点评说吧。我认为，把刘正成先生从三十年当代书法事业的发展历程中挑选出来做一个案研究，细数其诸如编杂志、编《全集》、主持书学理论研究、主办各项展览等种种“事功”，或剖析他书学研究的优劣得失以及创作实践的心路历程，固然重要，但透过刘正成人生浮沉之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种种努力，分析其给当代书坛带来的启发与思考，让我们每一位当代书法人从中获得自省与反思，或许更有现实意义。

        刘正成遭遇的是一只“无形之手”

        刘正成，今年65岁，非中共党员，17岁临帖习书，18岁中学毕业到川棉一厂当印染工人，24岁创作独幕话剧《欢迎新战友》演出获奖并被推选成为成都市话剧团演出剧目，34岁书法作品参加第一届全国书法展览，在《四川文学》发表历史小说《怀素自叙》；35岁在《四川文学》发表历史小说《地狱变相图》，调四川省文联任《四川文学》编辑，书法作品参加全国第一届“中青展”；36岁在上海《小说界》发表小说《孔尚任湖海采风记》；38岁任四川大型文学丛刊《人世间》副主编，发表小说《半山唱和》、《元稹忏悔录》、《新乐之焚》，书法作品参加全国二届书法展览；39岁借调中国书协起草全国二届书代会工作报告，同年正式调入中国书协任出版编辑部主任、《中国书法》杂志副主编，主持杂志改版并正式由邮局发行，发表小说《望美人兮天一方》；42岁任中国书协第一届评委会委员；43岁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庄周自传》，主编《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44岁筹备并进行《中国书法全集》的编纂工作，至今已出版六十七卷，亲自编撰其中六卷，被称为中国书法的“四库全书”；45岁任中国书协常务理事、副秘书长；1986年开始，主持全国第二、三、五、六、七、八届“中青展”，主持全国第四、五届书学理论研讨会以及那十几年期间中国书协主办的诸如隶书理论研讨会之类学术会议、批评年会等。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刘正成的简历，是因为当下很多人对刘正成的了解正越来越模糊。我曾经和喜欢书法的大学生、研究生聊到刘正成，竟有半数以上的人认为刘正成只是当年中国书协的老干部，因“搞流行书风”、“破坏书法传统”而被免职，等等。至于他做过哪些工作及产生过何等影响等十分模糊。刘正成离开书协被 “边缘化”才不过十年，尽管此后仍在多种场合以民间身份频频“出镜”，但他在全国年轻一代书法作者爱好者心目中的印象，还是渐趋模糊与尴尬，在某些人眼中甚至是当代书法界的“反面人物”。他带给当代书坛的第一个思考：当代书坛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无形却又是法力无边的，可以颠倒黑白、弄乱美丑，可以让老干部书法的作者们挂上某个头衔一夜成为“名家”、“大师”，也可以让真正有真才实学的艺术家、学者一夜之间朦胧模糊甚至“妖魔化”。所以，站在不同角度的人们竟然不约而同地频频发出同样的追问——“书法艺术究竟有没有标准”？这双“手”是几个位高权重之人还是一个群团组织？他们为什么有如此大的能量？全国那么大的书法队伍对类似现象为何总是“万马齐喑”甘当“沉默的大多数”？比如对他当年主持的“中青展”，一方面是中年以上的老作者们窃窃私语无限怀恋，一方面却是被取消，遭批评和谩骂，什么“流行书风策源地”、“丑书泛滥”、“一言堂一票定终身”等等。刘正成自1984年调入中国书协后，做的最有意义的工作就是为中国书法事业的健康发展建立了一整套专家体制——请大家一定记住这一点，这是刘正成调入中国书协之后积十数年心血所做的全部努力的核心与根本：学术委员会的组成、书学理论研讨活动的开展与制度化、《中国书法》杂志的编辑原则方针、中青展的成功举办乃至《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无不体现出刘正成的这一努力虽然筚路蓝缕但卓有成效。试想，如果没有这种专家体制的形成与成功运作，以上所列举的各项工作都将完全有可能无法正常进行，最起码其工作成效必然要大打折扣。

        王小波曾说“科学和艺术是无法照顾弱势群体的。”刘正成自基层上来，当然了解基层骨干作者的要求与愿望，如果把书协工作按一般行政事务处理，照顾关系搞平衡，后果可想而知。刘正成是怎样做的呢？在刘正成“江山寻绎”书法展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中，朱关田先生这样评价：“其后调入中国书协，以副秘书长兼管杂志事务，一改以往以京自重的局面，对外地如豫、辽、江、浙、川、湖诸省格外客气，此固出之时风，亦为其重才敬贤，欲一显身手，领袖英俊的作为有关。大凡书协诸活动，如学术研究、书法创作、各类展览尤其中青年书展，还有外交活动，以优为先，以能为用，还是比较公开公平的。”朱与刘一样，既是三十年书法事业发展的参与者、领导者，又是当今书坛为数不多的有学问、有思想又有卓越领导才能的全能型人物，他对刘的评价应该是客观而公正的。我在刘正成的简历中特别注意到了这样几个信息，“1985年，39岁，借调北京为中国书协起草第二次书法代表大会工作报告”；“1992年，46岁，出任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在书协三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筹备并通过四个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这说明，他在中国书协副秘书长任上实际地“操作”了学术、评审、篆刻、教育四个委员会的筹备与组建工作。在他所起草推荐的各委员会特别是评审委员会、篆刻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成员中，有几个明显特点：一是中国书协机关工作人员极少，只是个别担任秘书之类职务；二是边远省区特别是文化落后、书法事业薄弱省区极少甚至空白；三是某些省区担任“委员”者并非本省区书协的主席、秘书长。在他主持的“中青展”评委班子中更是如此，像江浙等书法水平高、积淀厚的书法大省每省三四人而全国有半数以上省区空白。他的原则与出发点是：评委不代表自己省区而是为全国书法作者负责。这就是朱关田“一改以往以京自重的局面”、“以优为先，以能为用”评语的意思。从中可以看出，刘正成的思想深处有一种强烈的“文化精英”意识。但是刘正成的这种做法却成为导致他日后遭遇的重要原因之一：“后院起火”，不仅一直无法实现“入党”的愿望，还被“群众”评为“不合格”；甚至许多省市书协主席、秘书长至今仍对刘耿耿于怀。专家体制的建立与运行，最得益的是书法作者与书法事业，但有几位书法作者理解一位名叫刘正成的人当年在其中所做的艰苦努力和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我前面说的书坛那只 “无形之手”，“手指头”或许是几个人，“手腕”或许是一个组织，然而“手臂”，我不能不说——正是书坛得益的作者们不知实情的怂恿与纵容，当然也包括趋炎附势者的“反戈一击”和“落井下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由于我们的冷漠，拒绝发言，我们也就成为事件的“制造者”甚至“同谋”。“主政”书协十多年的沈鹏先生退职后呼吁书协应去“行政化”，足以说明当初的艺术家群团已经逐渐演变成为官僚管理的机关。而这种官僚管理是一种“无人管理”，无论古今中外或者规模范围大小，其共同的特征是：它由一整套复杂的规则、潜规则组成，个人因为隐藏其后，可以为所欲为，而受害者却找不到一个具体和实在的人与之理论。官僚管理就是一双“无形之手”。当代书法之“坛”的问题也在正于我们的这种“体制”：体制好，坏人不敢为所欲为；体制不好，好人也可能干坏事。正是因为体制，刘正成的悲剧成为必然。

        自刘下台后，许多人感叹，十几年苦心经营打造的专家体制一夜之间轰然崩坍，其结果如何，现实发展已经兑现，似乎已毋庸多说。新时期中国书法事业的发展固然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刘正成本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但说到底也是他能顺天应时借助了新时期传统文化复兴巨大力量的结果。刘正成个人的功过是非历史迟早会有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我无意在这里拔高渲染。我之所以单单将此话题列在首位请大家思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今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等任何一类艺术圈子都罩在同一“体制”之下，人事纠纷权势争斗自是司空见惯无法避免的，在权势淫威下指鹿为马不能算作稀奇，但仔细比较看来，其荒唐与怪诞的程度有否超出书法界之右者？根本原因何在？深层原因又何在？对待历史，问责是必要的，对于每一位当代的书法人，更需要的是“理解”和“问己”：即使没有亲身参与，自己是否也是“同谋”和“共犯”呢？历史总是要继续的，问题是如何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