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不遇《韩仁铭》

 

    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对《韩仁铭》的不遇愤愤不平:从欧阳修、赵明诚、洪适、娄机以来，皆未见之著录.《金石存》中说得更具体:此碑金哀宗正大五年出土以来，迄于明代，如都元敬、赵子凿，清代如顾亭林、顾南原等，“搜辑古碑殆遍，此碑还在京索间，绝无知之者，至刘太乙《续金石录》始载之，近乃遍粥于世矣”.如此的叙述，的确是很能证明《韩仁铭》的不幸遭际的一方成就崭然的汉碑，又是早在金代就已面世，却既不人著录也不见闻于元明清诸代专门的学者，这实在是很不可思议的。
    不过《韩仁铭》最终还是得见天日.在碑侧也有金代著名书家、翰林学士赵秉文跋书.证明它也还不是最受冷落者。而在清季它为学林所重，亦即是它“遍粥于世”的时候，它也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极高评价。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又载，《韩仁铭额》属于“长短随势为之，此与《张迁碑额》皆汉隶之最得势者”。
从实际的碑额书法来看，翁方纲的评价并不过分—《韩仁铭额》的汉篆是所有的汉篆书法中最出色的一件。如果说《张迁碑额》是一种方笔缪曲的扁篆书结构的话，那么《韩仁铭额》则更具有优雅的、灵活的、自由的特征。因此作为汉篆的标准范本，《韩仁铭额》具有更大的典型性。 （来源 邯郸书法家协会：www.hdsfxh.com）
    《韩仁铭额》与《张迁碑额》虽属同类，但从碑书的隶书风气来看，它却更接近于《礼器》或《史晨》的格调。杨守敬指它为“清劲秀逸，无一笔尘俗气”.这“清劲秀逸”四字.基本上已把《韩仁铭》的隶书风格概括殆尽了。细劲的笔画、优雅的波挑、典型的中锋线条与较平淡而不故为疏密的空间结构.与同时的《熹平石经》相比，它的平中见奇、静中见动的优势跃然眼前。历来评论家皆以为它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信然。
    正大五年，河南荣阳令李辅之发掘得此碑，当时有赵秉文、李献能、李天翼跋语题名.有趣的是，赵秉文与李献能所持的观点针锋相对，并列于碑石左侧，令人发嚎.赵秉文认为:“韩仁，汉循吏，蚤卒，不见于史而见于此，非不幸也。”而李献能的看法完全相反:
    两汉重循吏，而韩君之名不见于史，则知班、范所载，遗逸者尚多，此碑又复埋没于荒棒断垅中，阅千载而人不识，是重不幸也。
    依我们看来，时隔一年的两位题名者，又同题一侧，虽是各持歧见，其实是无可无不可的。只不过以韩仁“经国以礼，刑政得中”，政绩斐然.。一逢早夭而蒙郡遣吏以少牢祠之，本来是足以青史.留名，却被人遗忘久之。想来总觉得有所欠缺。李献能早在金时即以碑石埋没与人名遗逸作比，已是感叹良多。而再经元明清的屡见遗于诸家著录，一如此寂寞，则不识之论，几近乎谶语矣。
    不过，反面的谶语也还是有:赵秉文跋有云:“自古贤达，埋光铲采，堙灭无闻，亦何可胜数，抑有时而不幸也。后千百岁，陵谷变易，独此碑尚存，李侯(辅之)之名，托此以不朽，亦未可知也。”这似乎也预示着清季《韩仁铭》的重新复出早在算计一之中。论人之幸与不幸，两人相对各持一端，论碑一版遇与不遇，又是各有歧见互不相让，甚至连偶然的“谶语”，也还是南辕北辙，同处一时又同题一碑，这赵秉文与李献能，真是可爱的一对又是难得的一对。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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