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原稿

 

    中国史书一大渊蔽的《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的力作，故而，司马光不仅以政治家称，且以史学家称。人们在谈起他的“元佑更化”、与王安石针锋相对的同时，也绝不会忘记他那部皇皇巨峡。
    《通鉴》稿就是出自他手笔的稿本。相传《资治通鉴》原为《通志》八卷，后宋英宗重视，特置局秘阁，重新编辑，至神宗，才得《资治通鉴》的书名。因此，这份《通鉴》稿如不是《通志》名时的稿纸，也应是《通鉴》的初稿了。全稿计二十七行，四百六十余字，从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将作乱起，至同年十二月慕容魔遣子孰人令支而还止。
    从书法上看，司马光很善于写出隶味较浓的扁结构字形，用笔多取横势，左规臀醚，似近于唐人经卷书，又可窥出简牍书的某些特征。一笔一画不苟且，不随意不求连带，是一种史家起稿的要求，但却也是司马光独特的个性所在。颜真卿《争座位稿》《祭侄稿》顿挫曲郁;欧阳修《谱图序稿》《集古录跋尾稿》清劲潇洒。 （来源 邯郸书法家协会：www.hdsfxh.com）相比之下，同是稿本的司马光《通鉴》稿，则是点画精辟稳健，是一种史学家风度，所谓述而不作的风度:不屑于以翰墨较量高低，而重在史识也。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不立足于书法的文稿也有书法价值么?于是，我们可以来看看古人对这件作品的评价。

 

    最典型的是山谷的评价:

 

 

    这是说中要害的。隶法是指司马光书近隶而言;清劲是指其用笔以细挺、讲究顿挫而言;至于称其律、度，赞其风采，我以为是多家共同之论。我们自不必以为司马光《通鉴》稿在书法史上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名作，事实上，作稿用的这件作品在艺术上也未见得有多么成功之处，但作为字如其人的一个例子.还是有其特定价值的。至少，以司马光这样一个不苟言笑、冠冕而立、端直而坐的儒臣，他的作品正应如此;如果是狂飞满纸，那是会令人睦目结舌的。端严的人格正带来端严的书品，在修史书这样一件端严的大事之时尤其应如此。据《汪氏珊瑚网》所记，则此帖后面还有韩性跋，中云:“方公作此时，岂料其为后世之传?”依我想来，正是这个不料，反而为《通鉴》稿带来浓烈的自然气息。
    除了以上各项之外，通鉴稿还有几个特征值得一提。一是在稿后附了一个陈谢状，与《通鉴》内容无关;二是《通鉴》稿用纸原是一个尺犊，是《通鉴》的参与编辑者范纯仁写的一封书札，司马光把原书迹勾去，在上作《鉴》稿。原札还依稀可辨。因此，这是一份有三项内容的文件。后人跋有称为三绝者，虽属溢美，但一件作品中有这数项，在古来的书法作品中也是甚为希罕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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