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漶的“囤碑”—《禅国山碑》

 

    宋欧阳修《集古录》有云:“孙皓天册元年，禅于国山，改元天玺，因记其所获瑞物、刊石于山阴。”国山今在江苏宜兴。据《宜兴志》载，国山原名离墨山，在宜兴张清镇北十里。
    三国时篆书碑甚少，曹魏身处中原，以东汉隶书为主要书风，西蜀书法传世太少，难见典型。而孙吴江南一隅，竟连续出现《天发神谶碑》和《禅国山碑》，均为篆书，颇令人感到其中有些奥妙。是当时孙吴尚处化外，还保留篆书遗风，还是孙吴不奉曹魏正朔，有意上取篆书以为区别?郑重其事的《上尊号奏》与《受禅表》，相对于同样郑重其事的《禅国山碑》《天发神谶碑》，其间的书体差距，我总觉得应该有一些微妙的含义在。若不然，孙吴的第一代孙坚或孙策也自称是汉室之臣，在汉隶已风行数百年之久的当时，硬要跨越这一时期，平白无故地去上追什么古风，怎么想也是件大怪事。
    《禅国山碑》能否成为地道的吴越书风的代表，甚难评定。三国魏、蜀、吴的国作均短，除了魏是上承两汉下开西晋，因此在书风上较有规律可按，是典型的传统隶书与新兴楷书之间的统系之外，蜀、吴书风因存世太少，是否有一个固定的风格型存在也还难说。后世评论家如杨守敬《平碑记》对它的看法，并非是因为它属于“代表作”，而是由于硕果仅存，难能可贵，故加以特殊关照罢了，请看他的自述:
      秦汉篆书自《琅邪台》《禽山石阔》数碑而外罕有存者，唯此巍然
  无恙，虽漫漶之余，尚存数百字，玩其笔法，即未必追踪秦相，亦断非
  后代所及。
    可见，他着眼的是《禅国山碑》的“巍然无恙”，是退而求其次的口吻。至于后面的称颂，其实也只不过是清代博古家的惯用伎俩。《禅国山碑》尚存的数百字，无论是结构还是更重要的“笔法”，早就已被漫法弄得面目全非.既难细细“玩”来，更逞论“追踪秦相”等等的泛泛之誉了。所谓的后代所不及，完全是出于好古崇古的“学究”心理。
    不过，后世临习此碑者也大有人在。从博古式的学究态度到艺术家以独特眼光发掘这漫德之美，其间所包含的立场转移，主要表现在于:艺术家是以主体的选择去主动发掘、发现这种残破的、迷蒙的、苍茫的历史美。对于丫个富于创造力的艺术家而言，越含糊的对象给主体提供的驰骋想象余地、促使他调动自身的艺术能力加以补充的机会也越大。因此，忠实的一丝不苟的临摹者对于《禅国山碑》这样的对象可能束手无策，但一个有活力的艺术家，却可以将自己的追求与《禅国山碑》这样的可供再造想象的欣赏对象作有机化合，从而摸索出一些新的风格之路来。
    《禅国山碑》书法的漫S.,以及由此而来所获的质朴、浑厚等等评价，据说还得之于碑形本身。此碑石形微圆，四面环刻，宋赵彦卫《云麓漫抄》称:乡人又俗呼此碑为“囤碑”，“议其石圆八出形如米廪云”，如此说来，则浑圆而不见锋芒的线条，更应是基于石形本身的刻刊条件，而与人为的“笔法”未可牵强凑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