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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书法

篆刻史篆刻艺术的起源时期

(编辑:佚名  日期:2014-7-25 18:09:46  浏览:次)
篆刻史:篆刻艺术的起源时期

  印章起源于何时,这个问题在印学界和考古界一直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金石学家罗福颐,书画篆刻大师沙孟海对这个问题谈到自己的看法,而没有作出结论。这还有待于后世印学家,考古学家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1、商代篆刻

  印章始于商代,是根据安阳出土的三枚铜质古玺为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距今约3000 年历史。(约公元前16-11世纪)。(图1)经董作宾、 徐中舒、 于省吾、 容庚、胡厚宣等专家考证, 定为殷商时代玺印。沙孟海在他的《印学史》中对这三件铜玺提出异议:“如定为商代作品,还缺乏科学根据,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解放前做了十五次,解放后也一直在做,但在殷商文化层中从来不曾发现过一件玺印。三玺的出土情况不详,很可能出自上层堆积中,我们为对历史负责,暂不肯定它的时代。”沙孟海还认为在殷商文字中:“甲骨文中还没有‘印’字,也没有‘玺’的初形‘木’字。金文有‘印’字,但它是“抑”字的初文,不是印章的‘印’字。”(《印学史》)王廷洽在《中国印章史》中却提出不同的看法:“于省吾《双剑簃古器物图录》著录了安阳出土的三枚铜玺,可信为商代晚期用于烙印奴隶脸面的铜玺。商代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虽未见‘玺’字,但甲骨文中有‘印’字(见《乙》143、100,《佚》674),而且印、抑同形,像人跪受烙印之形。”王廷洽在商代青铜器上找到与安阳铜玺,印文相同的图文来印证(如图2)。这一确凿的论证,断定了安阳铜玺就是商代玺印。王廷洽这一新的考古成果最令人信服。陈松长在《玺印鉴赏》对这三玺考证记载比较详实“李学勤先生根据台湾出版的《故宫铜器图录》中的珍本与《商周金文录遗》中一件铜斝的铭文和《商周彝器通考》中的小臣邑斝和甘肃灵台白草坡1号墓的父辛斝,陕西岐山樊村的亚邲其斝等形制进行研究,认为该玺不可能是伪品,而确实是商末之物。”陈松长在《玺印鉴赏》中这段文字出自《中国文物报》( 1992 年7月26日第3版)。笔者从商代“我方鼎器铭”中找到,从铭文的最后有一方亚字形框内有一个“若”字,形式类似书法作品落款的印章,与(图1)的亚字形印章的边框形式相同(如图3)。 由此而知,王廷洽、李学勤两位先生的考证,充分证明了中国的印章始于商代。

  2、西周篆刻

  西周时期印章(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迄今未见有出土,为何笔者要在这里单独来谈西周篆刻呢?按规律而论,在商代出现了印章,在西周也应该有印章,这虽是一种推测。但据西周时期的典藉《周礼》司市记载:“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掌市》载:“货贿用玺节”。司市是指周代管理市场官员。周人进入市场从事贸易,就必须持有司市颁发的玺节。虽然西周印章没有出土实物,但从陶器的铭文可以看到西周时代玺印的痕迹。王廷洽在《中国印章史》记载:“其一为‘令作 埙’(如图4),二为‘令同乐作太宰埙’(如图5),三为‘圉作 埙’(如图6),尤其是图6,反映出‘圉作 埙’系用玺抑印在陶埙土坯上的,一部分玺的器物边痕保留在陶埙上。高明先生《古陶文汇编》断为西周陶文是十分正确的。”由此而断西周已有印章,只是尚未发现西周印章的实物。我们只能通过典籍和陶片来推断。希望在今后的古考工作中一定会发现西周篆刻印章的实物。

  3、春秋篆刻

  春秋时代印章(公元前770-476年)我们所能见到的实物资料还很少。春秋时期有玺印这是毫无疑问的。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而在《国语?鲁语下》也记载了这件事。说明在春秋时期的国君和官员以玺印来证明其身份。目前我们能看到确凿的玺印实物不多。据阮宗华著《印章篆刻艺术欣赏》载:“古文字学家王献唐曾经在他所收藏的五百方古玺中,从古文字学角度考证出两方春秋古玺。一方阴文官玺‘昏賹’,另一方是阳文私玺‘ 疲’(如图7)”王伯敏编释《古肖形印臆释》第一方鱼印(如图8)为春秋时代铜印。该印1944年在山西凤陵渡古墓出土,一同出土的还有其它春秋时期实物,它与周代鱼簋铭文“鱼“的结构、形体类似,因为又有确凿年代,所以能够确认是春秋的遗物。1984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载有春秋时期的肖形印,一方为龙纹玺(如图9),一方为鸟纹玺(如图10),关于春秋时期的篆刻,还需进一步考证。沙孟海著《印学史》载:“今天遗存的大量古玺,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春秋时代的,不过我们还无法加以鉴别罢了。

  4、战国篆刻



  先秦的印章,发展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印章的使用和制作工艺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印章的用途也十分广泛,形式奇特多姿。战国出土实物十分丰富,我们能通过这些丰富的资料准确地了解到古玺的篆刻艺术风貌。印章的布局参差挪让,方圆相济,印文写法也不一致。印章形式有阴文和阳文,是通过凿和铸而成的。来源邯郸书法家协会,邯郸书法家协会中国书法学习网。

  战国篆刻分为官玺(如图11)和私玺(如图12),印材多属铜,私玺印面形状分正方形、长方形、圆形、长条形,菱形等(如图13)。此外,分吉语玺(如图14)、图像玺(如图15),在图像玺中又分人物、动物、饕餮、避邪、获麟 、夔、禺疆等吉祥纹样的多种造型。战国时期的官玺、私玺、图像玺、吉语玺其印顶多有一个“穿”。可用彩色纹带挂在胸前或佩于腰间,作为一种装饰,用来表明身份、地位。来源邯郸书法家协会,邯郸书法家协会中国书法学习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全国各地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许多战国古玺。单就长沙而言,1954年汤家岭4号墓出土的“张女”玺(如图16),魏家堆3号墓出土的“黄铸”玺(如图17),1976年杨家山153 号墓出土的“黄爻之玺”(如图18),伍家岭战国墓出土的数枚朱文玺,该战国古玺精品。战国古玺传世较多,在《古印汇编》中,单私玺5000多枚,官玺只有360枚,罗福颐在《古玺汇编》中选辑战国古玺5708枚。战国古玺为我们今天研究战国时期的篆刻提供大量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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