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著与《淳化阁帖》
北宋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某一日，在御案上被恭恭敬敬奉着的裹黄续中，有一卷宋太宗刚刚下达的圣旨.整个翰林院香火缭绕，大殿以下跪着一排宽袍大袖的学士，为首的叫王著。他奉旨甄选古代名迹己有多时，此次接旨是要即刻摹勒上石。
宋太宗削平四海以来，也与唐太宗一样忱玩翰墨，不但也养了一批善书者在内殿勤学王右军书，还诏令各州郡搜求先贤名帖。我们虽不知他手下有否赵模、韩道政一流人物，但这一遍求名迹的举动，却是与唐皇如出一辙的。待到王著奉旨选定钟、张、羲、献诸墨迹之后，遂开工镌刻，但在经过睿览的各卷编次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色的崇王之风。在历代帝王、历代名臣、诸家古法帖之外，专列王羲之帖有三卷。十卷之三为大王，说是宋太宗崇王劲头不亚于唐皇，我想是不为过吧?所不同的是，唐太宗对王献之是有“饿隶”之讥，宋太宗则好歹给他留了一席之地，最后二卷给了献之。
这就是《淳化阁帖》的由来。（来源 邯郸书法家协会：www.hdsfxh.com）按时贤看法，流传有绪的南唐《升元帖》《保大帖》既是伪作，则集刻古人名迹的丛帖，《淳化阁帖》可谓是首屈一指了。据说《阁帖》在各时的拓本皆有区别:墨有用李廷洼墨、有用潘谷墨。纸有用澄心堂纸、有用金箔纸.其间皆有等级不同。至于前引摹勒上石语，其实也不是刻石，而是刻于枣木板.待到翻拓日多，木版诉裂，于是用银锭粘合复原，故拓本还有银锭有无的差别。宋太宗当时颇以为得意，曾“隆恩浩荡”，凡大臣进登二府者各赐一本，亦不管该大臣是一否于书法一窍不通.枣版诉裂，我想与此是不无关系的吧?
《淳化阁帖》在宋时被翻刻即不下几十种，历来翻刻更是不胜枚举，不但有全本翻刻者.也有增损篇幅者如《潭帖》《绛帖》《大观帖》等，在宋时几乎倡起了刻帖的旋风而不稍衰。因此，这应该是宋代书法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虽然随着刻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像米带、黄伯思、王澎等人对《淳化阁帖》批评甚烈，以为王著眼光太差，收进伪作太多，要之王著的首开风气之功仍不可泯灭。至于为何刻帖之风起于宋初，我想大约也是与宋初不满于五代衰陋之气，希冀以复古而重倡书坛雄风的愿望有关吧?
刻帖之在宋初用枣木板，不禁令我想起了明初印章初兴时，制印谱亦有以枣木为之。刻帖在北宋末即开始用石质材料。原因很简单，因为历来碑志摩崖，都是用石为之，事实证明它极为有效。但令人奇怪的，是《淳化阁帖》却并没有直接应用秦汉以降人人熟悉的石碑材料，更没有直接利用长期镌刻所形成的石刻技巧传统.却舍近求远去找什么枣木版.那么同样的，在明代印谱刻刊时，也没有利用秦汉碑版、宋元石刻帖以及元代已出现的石章，却也还是用枣木为之。这种种舍近求远实在让人费解，我想，它应该与宋元刻书皆用木版的传统观念有一些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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