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淋日炙 傲立千载—《石鼓文》的岁月沧桑
在中国文物史上，首件大型刻石名作—石鼓文，自初唐郑余庆在陕西凤翔田野中发现以来，尤其是自唐代大文豪韩愈、诗人韦应物、宋代文学巨匠和书坛领袖苏轼等人先后以石鼓为题材创作了《石鼓歌》之后，《石鼓文》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与日俱增，现已成为中国书学史上划时代的一块丰碑。
石鼓共10个，高约40一90厘米不等，平均周长大约2米，用花岗岩石料制成。因其用石做成，外形很像鼓，故名之日“石鼓”。石鼓的四周镌刻着文字，这些文字就称作石鼓文。传说初唐郑余庆是在凤翔县的田野中发现的，故石鼓又称“雍邑刻石”;又传说是在陈仓被发现的，故又称“陈仓石竭”。石鼓在被发现之前的千余年间，是“雨淋日炙野火燎，牧童敲火牛砺角”，在荒郊野外无人问津。按欧阳修的说法，石鼓初不见称于前世，经过了大约一千多年的风雨沧桑之后，石鼓在初唐终于被发现而面世了。自唐代之后，就一直被视为珍贵文物而为皇家所收藏。十个石鼓，如今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关于石鼓的制作年代问题，因刻石无撰刻时间的记载，故后人众说纷纭，论战不休，莫衷一是。唐人认为石鼓制作于西周宜王时期，文字为西周史箱所书。如韩愈《石鼓歌》中曾云:“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奋起挥天戈。”再如韦应物《石鼓歌》亦云:“喘透巡，礼相错，周时太史描所作。”随着三代古器的大量出土，其制作年代的确定可以说越来越清晰了。因此，唐人的结论似乎靠不住，尤其是中国现当代学者们对唐人的说法争议颇多。郭沫若的观点持“春秋”说，其它各家认定的制作时间都晚于郭说，最晚到秦代。可以说各持己见，言之凿凿，相持不下，没有定论。但是，石鼓的制作时间和原因，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像刻制石鼓这样大规模的刻石活动，有史以来属于首创。而刻于石鼓，且有十个石鼓，应该说更是异想天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带有极大的创新精神，是开创先河的大举措。此举必然要与重大历史事实相联系，应该是君臣面对重大的历史事实而创制此石鼓的。
既然把石鼓的制作锁定在秦国，那么，在秦国的历史上，有什么特大的喜事值得创制石鼓作为庆典的物品呢?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在秦国的历史上，除了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重大事件之外，大概还有两件最重大的事件:一是东周初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而封侯，二是战国中后期的秦惠文君即位后不久而称王。
西周末年，“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H山下”。西戎、犬戎杀幽王后而屠城，其惨状连最初动议杀幽王的申侯也看不下去但又无力阻止。此时的周王朝危在旦夕，“周避犬戎难，东徙锥邑”。在这危急关头，只有秦襄公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将兵救周”，毅然决然地出兵护驾，“以兵送周平王”，“战甚力，有功”，“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秦不但被封为诸侯国，周平王还把宗周大量的土地封送给秦襄公:“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秦襄公凯旋而归，得意洋洋，“乃作西峙”，展开大规模的祭祖活动。因此，郭沫若先生认为此时秦国乃作石鼓，以铭刻记事，流传万代。
战国中后期，秦惠文君即位后不久，因秦国的强大而自称为王。随着秦国的称王而东方诸国也相继称王。众所周知，商家称“帝”，周家称“王”，在周朝天下只有一个“王”。如果各诸侯国不称公而自称为“王”的话，那实际就是另立山头，分裂中央。 （来源 邯郸书法家协会：www.hdsfxh.com）诸侯称王，就是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王”了。在东周初期，只有地处蛮夷的楚国与周朝相抗衡而称王，是为楚庄王。后来又有吴王、越王等等。但在黄河流域周天子周围的诸侯国，几乎没有敢称王的。但到了战国的中后期，随着诸侯国的不断强大，如秦国经过秦孝公用商鞍变法，遂使秦国逐渐强大起来。秦孝公死后其子秦惠文君即位，秦惠文君十二年称王，是为秦惠文王。秦惠文王以前皆称“公”，而不称王。《史记》对秦惠文王称王一事大书特书，对秦惠文王在此时的强大和迫使周天子不得不“屈尊”事，也表述无遗:“惠文君元年，楚、韩、赵、蜀人来朝。”秦惠文王初年不称王而称君，此处记载十分明确。“二年，天子贺。三年，王冠(惠文君年满20岁行冠冕礼)。四年，天子致文武昨(祭祖的肉，最高礼遇)。”“十二年，初腊。”秦惠文王始仿效周王朝的礼节进行祭祀活动，故云“初腊”。十二月为腊月，初八为腊日，猎禽兽以岁终祭先祖，因立此日也。《礼》日:“天子大蜡八，伊誉氏始为蜡。”《礼传》云“夏曰嘉平，殷日清祀，周日蜡，汉改日腊。”秦惠文君发展到十二年，国势和君主的权威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与周天子平起平坐了。因此，此时的秦国举国欢庆，大祭祖先，刻制石鼓，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